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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恕⑵し舻瓤剖业亩嗝遥槌捎鼻谰刃∽椋橹搅揪然こ蹈贤槔跗孪匾皆盒戎魏秃笏汀? 经过军地双方医护人员近3个小时的共同努力,杜富国术后伤情得到有效控制,生命体征趋于平稳。
考虑爆震后24小时至48小时肺部伤情可能加重,县医院医疗条件有限,经医院专家组综合评估后,决定立即将杜富国连夜后送至解放军第59医院进行后期治疗。
为确保后送途中安全,医院积极协调申请当地交警开道,保障路线畅通,为救治赢得宝贵时间。
次日凌晨,顺利抵达部队医院后,由10多名专家组成的治疗小组紧急会诊,全力对杜富国的伤情进行后续治疗。
桂林联勤保障中心第59医院院长 杨黎: 经过前期的紧急救治,患者的伤情基本平稳,下一步的治疗主要是进行创面修复功能康复治疗和心理干预。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马俊】20日上午,湖北荆门漳河水库。
伴随着强劲的发动机轰鸣声,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中国首款大型水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慢慢划破湖面,逐渐加速终于,它昂首飞起来了!航空工业供图 作为我国大飞机三兄弟之一的AG600相继实现陆上和水上的成功首飞,是继我国自主研制的大型运输机运-20实现交付列装、C919大型客机实现首飞之后,在大飞机领域取得的又一个重大突破,填补了我国在大型水陆两栖飞机的研制空白,为我国大飞机家族再添一名强有力的重量级选手。
难度有多大? 2017年12月24日,AG600已经在广东珠海成功实现陆上首飞。
AG600总设计师黄领才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相比从陆地上起飞,水上首飞的难度大得多。
水的密度是空气的约800倍,而飞机在水上起飞时的速度和陆上的起飞速度一样,要想加速到这样一个速度,飞机的阻力特性就要设计得比较好。
另外飞机在水面滑行时会有大量水的喷溅,如果这种喷溅作用不可控的话,会对发动机、螺旋桨或机体结构带来冲击和损伤。
航空工业供图 据介绍,衡量水上飞机性能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它的抗浪能力,如果水上飞机抗浪能力不好,飞机的出勤率将受到极大限制,也会影响到它的经济性和水面起降的舒适性。
AG600的设计目标是达到在2米浪高的海面正常起降,这是国内到目前为止水上飞机领域最高的抗浪能力指标,从世界范围来讲能达到这一要求的飞机也屈指可数。
为此,看似简单的AG600飞机船型机身其实经过了精心的外形设计。
例如在水面滑行时,飞机船型机身断阶处将产生一个明显的机尾浪,使机身容易被水吸附,导致滑行阻力大幅增加,甚至出现飞机失控。
为避免此类情况,AG600创造性地将机身后体设计成双曲率曲面,既保证飞机在起飞滑行过程中不会被水流吸附,同时在降落过程中又具有足够的支撑,保障了飞机在水面的良好可操纵性能。
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援的多面手 AG600是我国为满足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援的迫切需要,首次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民用飞机,是国家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急需的重大航空装备。
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中国目前海上搜索救援能力还仅限于满足近海和浅海的海难救援需要,在中远海海域的搜救和保障体系暂不健全。
在马航客机失联事件中,这个问题表现得尤其明显:当时的搜救基本是在远海、深海进行,而我国现有的海上搜寻搜救设备,多用于近海的人员救助。
航空工业供图 在水上救援方面,AG600具备良好的水陆起降和低空低速特性,相比于直升机、船只以及其他平台,它具有速度快、航程远的特点,在中远海海上快速支援和搜救等特种任务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它的海上搜索救援航程超过4000公里,一次可救援50名遇险人员或装载相应重量的空投物资。
AG600飞机的应用可以实现我国对南海更远端的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公海等区域的救助,更好地满足日益增长的海洋战略发展需求。
另一方面,近年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地的大规模山火事件中,出动消防飞机进行空中灭火的成果显著。
中国的森林消防主要使用直-8改装的灭火直升机。
但据有关部门统计,如果我国发生森林大火,全国可调动的能用于航空灭火的航空器只有30多架。
AG600在用于森林灭火时也具备明显优点。
它的设计特点是容量大,一次可载水12吨;既可以利用适宜的水源直接从水面汲满水后起飞,也可在基地加满水后从陆地起飞;尤其是从水面汲水速度快、水面滑行距离短,优势明显。
因此,组建AG600灭火机队将极大地补强我国空中消防力量。
据黑龙江大庆市公安局19日通报,10月18日15时55分,大庆市看守所在押人员刘文忠,利用律师会见之机,在冒充律师人员协助下脱逃。
此事经媒体后,引起广泛关注。
犯罪嫌疑人为何能在冒充律师的人会见后从看守所脱逃?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北京市律师协会刑事诉讼委员会副主任彭逸轩告诉澎湃新闻,他认为,这可能是一起多因素叠加的偶发事件。
广东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定锋认为,如果严格按照会见程序,看守所不可能会发生脱逃事件。
律师进入看守所需要三个环节 彭逸轩律师介绍称,律师进入看守所需要三个环节。
首先,律师本人需要拿着自己的律师执业证、授权委托书、单位公函到看守所的会见接待处登记,三证到齐。
北京律师事务所里的律师证上有二维码,只要一扫描,包括姓名、照片、所在律所、执业证号等信息都出来了。
但一些看守所可能没有配备扫描的机器。
此外,手机微信一扫描该二维码,也可以看到这些信息。
然后进入到双岗查验的环节:武警和公安民警查验持证人与证件是否一致。
第三是会见环节。
律师需要把提票的信息给到值班民警,值班民警把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从关押的地方带到会见室,这个过程是实时监控的。
此外,监控室不能录音,但有摄像监控,也有监控室监控,可以实时监控。
嫌疑人在看守所要穿囚服,不知道刘文忠脱逃前是否在会见室里换了衣服,不然经过核验室时,想经过武警和公安双重查验都是不太现实的。
彭逸轩表示,在全国看守所会见规则不一致的情况下,他希望,不要因为这次偶然事件的影响,各看守所增加律师会见的难度。
此外,目前尚不能确认其他省市的律师证是否有二维码。
他建议,律师执业证应加强防伪标示。
如果有二维码,全国看守所应该配备统一的二维码扫描仪,实现全国联网。
会见室内允许安装视频监控 广东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定锋告诉澎湃新闻,按照《刑法》,从看守所脱逃者和协助脱逃者,涉嫌脱逃罪,可能会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胡定锋表示,如果严格按照会见程序,看守所不可能会发生脱逃事件,除非管理不严,出现漏洞。
胡定锋分析称,在看守所会见时,律师要向工作人员出示律师证、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但不需出示身份证,除非是第一次会见。
然后律师要先押下律师证,按照提人、会见、交人的顺序会见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
会见完毕,律师按呼叫铃,向民警交人,然后才可以拿到一张回单,凭回单换取律师证,然后离开。
但如果该协助脱逃者伪造了律师证,可能不换回律师证就离开。
胡定锋提醒,会见过程中,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要戴着手铐。
但该案中,刘文忠在会见时是否戴有手铐,警方尚未披露。
胡定锋表示,会见过程虽然不允许被监听,但会见室内允许安装视频监控。
所以,事发看守所可能有会见室内会见过程的视频留存。
而看守所走廊等处也应装有视频监控,所以不难查询到协助脱逃者的影像信息以及脱逃过程的细节。
胡定锋表示,在广东等地,看守所甚至在会见室内加装铁栅栏,将会见室一分为二,把律师和犯罪嫌疑人隔开;同时,犯罪嫌疑人只能内侧的门出入,律师只能从外侧的门出入;这都有效避免了脱逃事件的发生。
据警方披露,刘文忠在冒充律师人员协助下脱逃。
彭逸轩认为,有可能是冒充者替换了证件上的照片。
胡定锋认为,协助脱逃者可能伪造杨律师的律师证和该律所的证明,该协助脱逃者可能还伪造另一份律师证,帮助刘文忠脱身。
【普法小站】 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9月16日印发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印发《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的通知第七条规定: 辩护律师到看守所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守所在查验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后,应当及时安排会见。
能当时安排的,应当当时安排;不能当时安排的,看守所应当向辩护律师说明情况,并保证辩护律师在四十八小时以内会见到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看守所安排会见不得附加其他条件或者变相要求辩护律师提交法律规定以外的其他文件、材料,不得以未收到办案机关通知为由拒绝安排辩护律师会见。
看守所应当设立会见预约平台,采取网上预约、电话预约等方式为辩护律师会见提供便利,但不得以未预约会见为由拒绝安排辩护律师会见。
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看守所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保障会见顺利和安全进行。
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保障律师履行辩护职责需要的时间和次数,并与看守所工作安排和办案机关侦查工作相协调。
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办案机关不得派员在场。
在律师会见室不足的情况下,看守所经辩护律师书面同意,可以安排在讯问室会见,但应当关闭录音、监听设备。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两名律师担任辩护人的,两名辩护律师可以共同会见,也可以单独会见。
辩护律师可以带一名律师助理协助会见。
助理人员随同辩护律师参加会见的,应当出示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律师执业证书或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证。
办案机关应当核实律师助理的身份。
□本报记者 陈莹莹 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19日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独家采访时表示,近日我国金融市场受多种因素影响出现较大幅度异常波动,与我国经济发展基本面严重脱节,与我国金融体系整体稳健状况不相符合。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稳中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系统性金融风险完全可控。
郭树清称,银保监会将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采取相关政策措施,落实党、六稳要求,推动金融市场回归到正常健康发展的轨道。
按照有关工作安排,近期主要的政策措施包括: 一是按照资管新规和理财新规相关要求,银保监会制定了《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现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二是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科学合理地做好股权质押融资业务风险管理,在质押品触及止损线时,质权人应当综合评估出质人实际风险和未来发展前景等因素,采取恰当方式稳妥处理。
三是充分发挥保险资金长期稳健投资优势,加大保险资金财务性和战略性投资优质上市公司力度。
允许保险资金设立专项产品参与化解上市公司股票质押流动性风险,不纳入权益投资比例监管。
华南731部队遗址:地下人骨层长达100多米 消失的遗址:追寻华南731部队的历史证据 对731部队一开始也是证据不足,花了十几年时间,去了日本无数次, 才搜集足够证据形成铁证,你们也应该这样。
1938年10月12日,波字8604部队在广东大亚湾登陆,31日抵达广州,在原中山大学医学院设置本部,对外称华南防疫给水部,属华南派遣军司令部直辖。
图/受访者提供 本刊记者/宋春丹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谭元亨坚信,抗战时,日军8604部队在华南进行细菌战导致的受害死亡人数超过10万。
同样从事这段历史发掘和研究的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沙东迅、香港抗战历史研究会会长吴军捷等人对这个数字持保留态度。
沙东迅认为,应该是数千人。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文化部原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励小捷2017年考察南石头遗址时说:广东省文物局有条件、有技术、有经费去做这件事,应该你们去做,而不是这些民间团体当运动员,你们当裁判,这本来就是政府的事。
对731部队一开始也是证据不足,花了十几年时间,去了日本无数次,才搜集足够证据形成铁证,你们也应该这样。
他还提醒吴军捷等人要抓紧,在商业开发到来之前的时间窗口进行调查。
但商业开发的动作,比人们预料的来得更快。
今年9月27日一大早,谭元亨叫上广州大学建筑学教授杨宏烈一起去南石头遗址,准备画草图,以制定保护方案。
结果,看到了十多台推土机同时作业的破拆场面。
沙东迅、谭元亨和吴军捷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将继续关注和呼吁,争取将民间声音反映到高层,让华南细菌战遗址像731遗址一样得到发掘和保护,让历史真相像南京大屠杀一样得到充分揭露。
寻找8604部队 沙东迅的调查开始于1994年初。
那年1月,他所在的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收到了来自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一封公函。
函中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计划出版一套抗日战争史丛书,其中的《侵华日军的细菌战》由军事医学科学院教授郭成周、廖应昌负责编写。
现在知道日军曾有波字8604细菌部队,又称华南防疫给水部队,设在广州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但详情不清楚,希望他们参与这一项目。
由于沙东迅正在参与《广东通史》中有关广东抗战部分的主编与撰写,这项任务就落到了他身上。
唯一的线索,是郭成周和廖应昌来信中所附的两页复印纸。
上面是日本《战争责任研究》季刊1993年总第2号上刊登的伊香俊哉作的《旧日本军细菌战部队关系图》,提到了波字第8604部队,旁有说明:日军在广州滩石头设有检疫所,在此使用细菌毒害来自香港的大批难民。
沙东迅搞了30多年广东近现代历史研究,从未听说过此事。
他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访问了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走访了几十位老人,没有找到一条有用的资料。
不久后,他又收到郭成周的来信,信中附有原8604部队一位班长丸山茂画的两幅草图。
这些资料是日本731全国展主席渡边登等人寄来的。
1993年,丸山茂在东京参观731部队的罪行展览后,首次在座谈会上打破50多年的沉寂,出来揭露自己所了解的日军大量屠杀香港难民的细菌战的情况。
他介绍,当时他是日本华南派遣军波字第8604部队第一课细菌检索班兵长,部队对外称是华南防疫给水部,部队长是佐藤俊二。
这个师团级单位配备了800~1100多名专业人员,其中专业将校100人,下设总务课、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第四课和第五课共6个课。
获得了这些新线索后,沙东迅再次来到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经校方介绍,访到了长期在该校工作的副主任技师明华生。
明华生回忆,他50年代初期在中山大学医学院药物研究所发现了写着波字××××部队等字样的椅子,听说是日本搞细菌战用的东西。
他还带着沙东迅去药物研究所看了那张旧椅子,拍了照片。
沙东迅还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旧的镶玻璃的医用铁柜,后来经丸山茂考察证实,这是从东京运来的。
明华生还给沙东迅介绍了该校时任行政科长徐球。
徐球在日占时期年纪还小,家就住在中山医学院后面,常看到穿白大褂、像医生一样的日本人出入。
有些地方还用铁丝网围住,非常神秘,严禁无关人员进入。
中山医科大学图书馆退休返聘研究馆员郭家铸说,图书馆里曾堆积了许多日文书刊,其中日文细菌书刊特别多,可惜解放后被当作旧书清理了。
沙东迅认为,这些线索与丸山茂绘制的简图基本吻合,可以认定中山医学院及其附近地方就是8604部队的大本营。
沙东迅到广州市档案馆查阅日伪档案,找到两份封面没有字的卷宗,经申请才获准拆开查看。
这是两份不完整的日文统计图表,名为《广东省敌地区急性传染病统计表》和《华南传染病发生概见图》,由8604部队编印。
每次日本人来华,都会请求拍摄这份档案。
丸山茂的文章发表后在日本朝野引起了轰动,有人质疑他的文章是伪造的,为此丸山茂本人于1995年7月下旬亲自到广州进行核实并熟练指认出旧地。
图/受访者提供 寻访幸存者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谭元亨也是因为抗战胜利50周年的机缘开始接触到华南细菌战的。
那时,广州电视台文学部主任沈冠琪找到他,共同筹划一个抗战题材的剧本。
沈冠琪提供了一份日文原稿《走向战争都是罪恶》,谭元亨找朋友译出得知,一位名叫丸山茂的日本老兵揭发,日军曾在广州滩石头实施过细菌战,杀害了不少粤港难民。
因经费问题等原因,该剧没有拍成,但谭元亨却对这段史实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他和沙东迅也因此相识,各自调查,互有交流。
丸山茂的证言提到:1942年4月的一天,他和另两名同事被派到广州滩石头收容所做疟疾调查。
收容所日军所长的场守喜把他带到珠江边没人的地方,郑重地说,香港来的难民太多,收容所已人满为患,上面命令用细菌杀死他们。
任务落到了我的头上,我直接听取部队长的口头命令,并发誓不把事情对外张扬。
他在收容所的四口水井内投放了伤寒菌、副伤寒菌,但因难民比较注意不喝生水,只喝开水、吃煮过的食物,投放细菌没明显效果。
8604部队长派飞机去东京军医学校取来肠炎沙门氏菌,让他投放。
他先在厨房把煮好的热粥放凉一点,再放入细菌,在当地工作人员还没来上班之前,把粥送进难民营。
沙门氏菌会造成急性食物中毒,发病迅速,当时没有特效药,死亡率很高。
当天夜里,就开始出现病人,高烧、腹泻、吐水,直至死亡。
经过研究,沙东迅和谭元亨都确定,滩石头就是南石头,现名南石西村,最初为南石头惩戒场,抗战初期改为广东省南石头难民收容所。
沙东迅在南石西村居委会的帮助下,找到了几位知情人,召开了座谈会。
谭元亨也带着学生,后来又带领调研小组和摄制组,走访了一些幸存者。
他们了解到,当年难民所里流传着这样的民谣:笼中鸟,难高飞,不食味粥肚又饥。
肚痛必疴无药止,一定死落化骨池。
流浪儿冯庆章曾被拉进难民营,他看到很多香港难民拉肚子,呕吐,有时一天死二三十人,有时上百人。
难民所建了两个并排的化尸池,每个约20平方米,高约4米。
因尸体太多来不及处理,日军令难民所出面雇了6名搬尸工,广州造纸厂老工人萧铮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用三张帆布床和一辆板车把尸体装运到附近的南箕路一带掩埋,有的还有呼吸,等于活埋。
当地居民钟瑞荣回忆,当时先挖开一道深沟,尸体填满后,就在旁边再掘另一道深沟,新泥土用于覆盖前面的尸体。
等尸体化解、塌陷下去,再铺上另一层。
他说,如果南石头村的旧楼拆建,地下一定还会发现更多的尸骨。
50年代初曾任广州造纸厂基建负责人的梁时畅是第一个发现这些遗骨的。
1953年,他在南石头邓岗建职工楼,发现路两侧地下遍布残缺不全的人骨,色白,很脆,似是久经风化。
越往下挖,人骨越密,层层重叠,人骨堆积的厚度在20~40厘米,每层间隔30厘米厚的黄土,一直延续到2米多深的地下。
人骨层长达100多米。
曾参与职工楼施工的民工队长曾丘模回忆,80年代在南箕路两边挖第一、二、三栋宿舍墙基时,挖出尸骨总数超400具,后来由他经手用石湾陶瓷坛子和一些大塑胶编织袋装起,分三批运往赤泥镇和增城小楼镇秀水村山上安放。
大眼鸡的不归路 沙东迅和谭元亨都认为,8604部队细菌战的受害者,有相当一部分是从香港回到广州的难民。
1941年圣诞节,守卫香港的英军投降,日军开进了九龙、港岛。
这时,香港人口为160万。
尽管城中有可支持全港抵抗数年的粮食储备,但全部作为军粮被日军运走。
1942年1月,日军开始在香港、九龙征收粮食和物资,市民深受缺粮之苦。
不久后,香港军政厅颁布华人疏散方案,实施归乡政策,许诺给回乡的市民发粮,定出只可保留各种劳工、造船工人、船员、有恒产者、种地农民及其他军队认可的人员60万人。
为了鼓励港民归乡,日军还特别设立了归乡指导所。
在被发给少得可怜的一点米后,成批成批的港人被赶离。
仅在1942年头几个月,便驱离了46万人。
到了1943年,因粮食更加困难,归乡政策的执行变得更为严厉,宪兵队甚至当街随意抓人,强行押解出境。
香港城内,贴满了限期归乡告示。
香港沦陷后的3年零8个月中,先后有104万香港难民迫于生计回到内地。
回乡路线有三条:东线,由香港经九龙半岛,越过深圳河,从内地进入广东;西线,从香港坐船经澳门,从珠海进入广东;中线,从香港坐船绕过大屿山,从珠江口进入广州。
谭元亨曾去香港查阅资料。
他拿出一张1942年初的香港旧报纸,上有题为《第十九批归侨昨晨启程》的报道: 关于港侨归乡,在归乡指导委员会指导办理下,由水路归乡者,迄至前日止共达十八批,而第十九批,亦已于昨日晨成行,兹特务情分志如下。
第十九批启程。
查昨晨启行者,只渣甸码头唐泉湾一线,是晨因归侨过于挤拥,归乡指导委员会乃增加载运船只,计是晨成行归侨,约五千余人,由帆船十艘及大型汽船一艘载运,而各帆船则由小轮两艘拖带,于昨晨九时许启程,关于归侨乏保护与粮食等,均与前无异。
这些船只少量为客轮,大多为木帆船,船头上画着两只眼睛,俗称大眼鸡。
南石头村村民钟瑞荣记得,船密密麻麻,把整个江面都盖住了,数都数不清。
广州南石头难民营,就设在船航行的终点。
江面两岸,有车歪炮台与镇南炮台。
当年,孙中山永丰舰蒙难,被困白鹅潭,就是从这里突围的。
一部分船只在南石头附近江面被堵截,香港难民被要求下船,往肛门插针检疫,方可放行。
如果经检疫被认为有问题,就会被拉进日军粤港海关海港检疫所的传染病室。
一些人被带走,不知所终,大多数人被投入了检疫所一侧的难民所。
难民所本来容量1000人,每每挤进5000多人,人满为患,紧靠难民所的镇南炮台里也塞满了人。
1994年夏天,沙东迅在几家媒体上发表了揭露日军在粤细菌战的文章。
10月,写成《日军在广东进行细菌战情况的调查报告》。
他在报告中写道:从1939年日军波字8604部队在广州编成起,正式宣告日军在粤秘密地进行细菌战。
其大本营设在原中山大学医学院的图书馆及其附近地方。
其中,广州南石头难 郑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92年毕业证样本-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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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恕⑵し舻瓤剖业亩嗝遥槌捎鼻谰刃∽椋橹搅揪然こ蹈贤槔跗孪匾皆盒戎魏秃笏汀? 经过军地双方医护人员近3个小时的共同努力,杜富国术后伤情得到有效控制,生命体征趋于平稳。
考虑爆震后24小时至48小时肺部伤情可能加重,县医院医疗条件有限,经医院专家组综合评估后,决定立即将杜富国连夜后送至解放军第59医院进行后期治疗。
为确保后送途中安全,医院积极协调申请当地交警开道,保障路线畅通,为救治赢得宝贵时间。
次日凌晨,顺利抵达部队医院后,由10多名专家组成的治疗小组紧急会诊,全力对杜富国的伤情进行后续治疗。
桂林联勤保障中心第59医院院长 杨黎: 经过前期的紧急救治,患者的伤情基本平稳,下一步的治疗主要是进行创面修复功能康复治疗和心理干预。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马俊】20日上午,湖北荆门漳河水库。
伴随着强劲的发动机轰鸣声,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中国首款大型水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慢慢划破湖面,逐渐加速终于,它昂首飞起来了!航空工业供图 作为我国大飞机三兄弟之一的AG600相继实现陆上和水上的成功首飞,是继我国自主研制的大型运输机运-20实现交付列装、C919大型客机实现首飞之后,在大飞机领域取得的又一个重大突破,填补了我国在大型水陆两栖飞机的研制空白,为我国大飞机家族再添一名强有力的重量级选手。
难度有多大? 2017年12月24日,AG600已经在广东珠海成功实现陆上首飞。
AG600总设计师黄领才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相比从陆地上起飞,水上首飞的难度大得多。
水的密度是空气的约800倍,而飞机在水上起飞时的速度和陆上的起飞速度一样,要想加速到这样一个速度,飞机的阻力特性就要设计得比较好。
另外飞机在水面滑行时会有大量水的喷溅,如果这种喷溅作用不可控的话,会对发动机、螺旋桨或机体结构带来冲击和损伤。
航空工业供图 据介绍,衡量水上飞机性能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它的抗浪能力,如果水上飞机抗浪能力不好,飞机的出勤率将受到极大限制,也会影响到它的经济性和水面起降的舒适性。
AG600的设计目标是达到在2米浪高的海面正常起降,这是国内到目前为止水上飞机领域最高的抗浪能力指标,从世界范围来讲能达到这一要求的飞机也屈指可数。
为此,看似简单的AG600飞机船型机身其实经过了精心的外形设计。
例如在水面滑行时,飞机船型机身断阶处将产生一个明显的机尾浪,使机身容易被水吸附,导致滑行阻力大幅增加,甚至出现飞机失控。
为避免此类情况,AG600创造性地将机身后体设计成双曲率曲面,既保证飞机在起飞滑行过程中不会被水流吸附,同时在降落过程中又具有足够的支撑,保障了飞机在水面的良好可操纵性能。
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援的多面手 AG600是我国为满足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援的迫切需要,首次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民用飞机,是国家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急需的重大航空装备。
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中国目前海上搜索救援能力还仅限于满足近海和浅海的海难救援需要,在中远海海域的搜救和保障体系暂不健全。
在马航客机失联事件中,这个问题表现得尤其明显:当时的搜救基本是在远海、深海进行,而我国现有的海上搜寻搜救设备,多用于近海的人员救助。
航空工业供图 在水上救援方面,AG600具备良好的水陆起降和低空低速特性,相比于直升机、船只以及其他平台,它具有速度快、航程远的特点,在中远海海上快速支援和搜救等特种任务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它的海上搜索救援航程超过4000公里,一次可救援50名遇险人员或装载相应重量的空投物资。
AG600飞机的应用可以实现我国对南海更远端的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公海等区域的救助,更好地满足日益增长的海洋战略发展需求。
另一方面,近年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地的大规模山火事件中,出动消防飞机进行空中灭火的成果显著。
中国的森林消防主要使用直-8改装的灭火直升机。
但据有关部门统计,如果我国发生森林大火,全国可调动的能用于航空灭火的航空器只有30多架。
AG600在用于森林灭火时也具备明显优点。
它的设计特点是容量大,一次可载水12吨;既可以利用适宜的水源直接从水面汲满水后起飞,也可在基地加满水后从陆地起飞;尤其是从水面汲水速度快、水面滑行距离短,优势明显。
因此,组建AG600灭火机队将极大地补强我国空中消防力量。
据黑龙江大庆市公安局19日通报,10月18日15时55分,大庆市看守所在押人员刘文忠,利用律师会见之机,在冒充律师人员协助下脱逃。
此事经媒体后,引起广泛关注。
犯罪嫌疑人为何能在冒充律师的人会见后从看守所脱逃?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北京市律师协会刑事诉讼委员会副主任彭逸轩告诉澎湃新闻,他认为,这可能是一起多因素叠加的偶发事件。
广东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定锋认为,如果严格按照会见程序,看守所不可能会发生脱逃事件。
律师进入看守所需要三个环节 彭逸轩律师介绍称,律师进入看守所需要三个环节。
首先,律师本人需要拿着自己的律师执业证、授权委托书、单位公函到看守所的会见接待处登记,三证到齐。
北京律师事务所里的律师证上有二维码,只要一扫描,包括姓名、照片、所在律所、执业证号等信息都出来了。
但一些看守所可能没有配备扫描的机器。
此外,手机微信一扫描该二维码,也可以看到这些信息。
然后进入到双岗查验的环节:武警和公安民警查验持证人与证件是否一致。
第三是会见环节。
律师需要把提票的信息给到值班民警,值班民警把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从关押的地方带到会见室,这个过程是实时监控的。
此外,监控室不能录音,但有摄像监控,也有监控室监控,可以实时监控。
嫌疑人在看守所要穿囚服,不知道刘文忠脱逃前是否在会见室里换了衣服,不然经过核验室时,想经过武警和公安双重查验都是不太现实的。
彭逸轩表示,在全国看守所会见规则不一致的情况下,他希望,不要因为这次偶然事件的影响,各看守所增加律师会见的难度。
此外,目前尚不能确认其他省市的律师证是否有二维码。
他建议,律师执业证应加强防伪标示。
如果有二维码,全国看守所应该配备统一的二维码扫描仪,实现全国联网。
会见室内允许安装视频监控 广东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定锋告诉澎湃新闻,按照《刑法》,从看守所脱逃者和协助脱逃者,涉嫌脱逃罪,可能会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胡定锋表示,如果严格按照会见程序,看守所不可能会发生脱逃事件,除非管理不严,出现漏洞。
胡定锋分析称,在看守所会见时,律师要向工作人员出示律师证、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但不需出示身份证,除非是第一次会见。
然后律师要先押下律师证,按照提人、会见、交人的顺序会见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
会见完毕,律师按呼叫铃,向民警交人,然后才可以拿到一张回单,凭回单换取律师证,然后离开。
但如果该协助脱逃者伪造了律师证,可能不换回律师证就离开。
胡定锋提醒,会见过程中,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要戴着手铐。
但该案中,刘文忠在会见时是否戴有手铐,警方尚未披露。
胡定锋表示,会见过程虽然不允许被监听,但会见室内允许安装视频监控。
所以,事发看守所可能有会见室内会见过程的视频留存。
而看守所走廊等处也应装有视频监控,所以不难查询到协助脱逃者的影像信息以及脱逃过程的细节。
胡定锋表示,在广东等地,看守所甚至在会见室内加装铁栅栏,将会见室一分为二,把律师和犯罪嫌疑人隔开;同时,犯罪嫌疑人只能内侧的门出入,律师只能从外侧的门出入;这都有效避免了脱逃事件的发生。
据警方披露,刘文忠在冒充律师人员协助下脱逃。
彭逸轩认为,有可能是冒充者替换了证件上的照片。
胡定锋认为,协助脱逃者可能伪造杨律师的律师证和该律所的证明,该协助脱逃者可能还伪造另一份律师证,帮助刘文忠脱身。
【普法小站】 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9月16日印发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印发《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的通知第七条规定: 辩护律师到看守所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守所在查验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后,应当及时安排会见。
能当时安排的,应当当时安排;不能当时安排的,看守所应当向辩护律师说明情况,并保证辩护律师在四十八小时以内会见到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看守所安排会见不得附加其他条件或者变相要求辩护律师提交法律规定以外的其他文件、材料,不得以未收到办案机关通知为由拒绝安排辩护律师会见。
看守所应当设立会见预约平台,采取网上预约、电话预约等方式为辩护律师会见提供便利,但不得以未预约会见为由拒绝安排辩护律师会见。
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看守所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保障会见顺利和安全进行。
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保障律师履行辩护职责需要的时间和次数,并与看守所工作安排和办案机关侦查工作相协调。
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办案机关不得派员在场。
在律师会见室不足的情况下,看守所经辩护律师书面同意,可以安排在讯问室会见,但应当关闭录音、监听设备。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两名律师担任辩护人的,两名辩护律师可以共同会见,也可以单独会见。
辩护律师可以带一名律师助理协助会见。
助理人员随同辩护律师参加会见的,应当出示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律师执业证书或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证。
办案机关应当核实律师助理的身份。
□本报记者 陈莹莹 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19日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独家采访时表示,近日我国金融市场受多种因素影响出现较大幅度异常波动,与我国经济发展基本面严重脱节,与我国金融体系整体稳健状况不相符合。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稳中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系统性金融风险完全可控。
郭树清称,银保监会将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采取相关政策措施,落实党、六稳要求,推动金融市场回归到正常健康发展的轨道。
按照有关工作安排,近期主要的政策措施包括: 一是按照资管新规和理财新规相关要求,银保监会制定了《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现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二是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科学合理地做好股权质押融资业务风险管理,在质押品触及止损线时,质权人应当综合评估出质人实际风险和未来发展前景等因素,采取恰当方式稳妥处理。
三是充分发挥保险资金长期稳健投资优势,加大保险资金财务性和战略性投资优质上市公司力度。
允许保险资金设立专项产品参与化解上市公司股票质押流动性风险,不纳入权益投资比例监管。
华南731部队遗址:地下人骨层长达100多米 消失的遗址:追寻华南731部队的历史证据 对731部队一开始也是证据不足,花了十几年时间,去了日本无数次, 才搜集足够证据形成铁证,你们也应该这样。
1938年10月12日,波字8604部队在广东大亚湾登陆,31日抵达广州,在原中山大学医学院设置本部,对外称华南防疫给水部,属华南派遣军司令部直辖。
图/受访者提供 本刊记者/宋春丹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谭元亨坚信,抗战时,日军8604部队在华南进行细菌战导致的受害死亡人数超过10万。
同样从事这段历史发掘和研究的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沙东迅、香港抗战历史研究会会长吴军捷等人对这个数字持保留态度。
沙东迅认为,应该是数千人。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文化部原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励小捷2017年考察南石头遗址时说:广东省文物局有条件、有技术、有经费去做这件事,应该你们去做,而不是这些民间团体当运动员,你们当裁判,这本来就是政府的事。
对731部队一开始也是证据不足,花了十几年时间,去了日本无数次,才搜集足够证据形成铁证,你们也应该这样。
他还提醒吴军捷等人要抓紧,在商业开发到来之前的时间窗口进行调查。
但商业开发的动作,比人们预料的来得更快。
今年9月27日一大早,谭元亨叫上广州大学建筑学教授杨宏烈一起去南石头遗址,准备画草图,以制定保护方案。
结果,看到了十多台推土机同时作业的破拆场面。
沙东迅、谭元亨和吴军捷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将继续关注和呼吁,争取将民间声音反映到高层,让华南细菌战遗址像731遗址一样得到发掘和保护,让历史真相像南京大屠杀一样得到充分揭露。
寻找8604部队 沙东迅的调查开始于1994年初。
那年1月,他所在的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收到了来自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一封公函。
函中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计划出版一套抗日战争史丛书,其中的《侵华日军的细菌战》由军事医学科学院教授郭成周、廖应昌负责编写。
现在知道日军曾有波字8604细菌部队,又称华南防疫给水部队,设在广州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但详情不清楚,希望他们参与这一项目。
由于沙东迅正在参与《广东通史》中有关广东抗战部分的主编与撰写,这项任务就落到了他身上。
唯一的线索,是郭成周和廖应昌来信中所附的两页复印纸。
上面是日本《战争责任研究》季刊1993年总第2号上刊登的伊香俊哉作的《旧日本军细菌战部队关系图》,提到了波字第8604部队,旁有说明:日军在广州滩石头设有检疫所,在此使用细菌毒害来自香港的大批难民。
沙东迅搞了30多年广东近现代历史研究,从未听说过此事。
他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访问了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走访了几十位老人,没有找到一条有用的资料。
不久后,他又收到郭成周的来信,信中附有原8604部队一位班长丸山茂画的两幅草图。
这些资料是日本731全国展主席渡边登等人寄来的。
1993年,丸山茂在东京参观731部队的罪行展览后,首次在座谈会上打破50多年的沉寂,出来揭露自己所了解的日军大量屠杀香港难民的细菌战的情况。
他介绍,当时他是日本华南派遣军波字第8604部队第一课细菌检索班兵长,部队对外称是华南防疫给水部,部队长是佐藤俊二。
这个师团级单位配备了800~1100多名专业人员,其中专业将校100人,下设总务课、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第四课和第五课共6个课。
获得了这些新线索后,沙东迅再次来到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经校方介绍,访到了长期在该校工作的副主任技师明华生。
明华生回忆,他50年代初期在中山大学医学院药物研究所发现了写着波字××××部队等字样的椅子,听说是日本搞细菌战用的东西。
他还带着沙东迅去药物研究所看了那张旧椅子,拍了照片。
沙东迅还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旧的镶玻璃的医用铁柜,后来经丸山茂考察证实,这是从东京运来的。
明华生还给沙东迅介绍了该校时任行政科长徐球。
徐球在日占时期年纪还小,家就住在中山医学院后面,常看到穿白大褂、像医生一样的日本人出入。
有些地方还用铁丝网围住,非常神秘,严禁无关人员进入。
中山医科大学图书馆退休返聘研究馆员郭家铸说,图书馆里曾堆积了许多日文书刊,其中日文细菌书刊特别多,可惜解放后被当作旧书清理了。
沙东迅认为,这些线索与丸山茂绘制的简图基本吻合,可以认定中山医学院及其附近地方就是8604部队的大本营。
沙东迅到广州市档案馆查阅日伪档案,找到两份封面没有字的卷宗,经申请才获准拆开查看。
这是两份不完整的日文统计图表,名为《广东省敌地区急性传染病统计表》和《华南传染病发生概见图》,由8604部队编印。
每次日本人来华,都会请求拍摄这份档案。
丸山茂的文章发表后在日本朝野引起了轰动,有人质疑他的文章是伪造的,为此丸山茂本人于1995年7月下旬亲自到广州进行核实并熟练指认出旧地。
图/受访者提供 寻访幸存者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谭元亨也是因为抗战胜利50周年的机缘开始接触到华南细菌战的。
那时,广州电视台文学部主任沈冠琪找到他,共同筹划一个抗战题材的剧本。
沈冠琪提供了一份日文原稿《走向战争都是罪恶》,谭元亨找朋友译出得知,一位名叫丸山茂的日本老兵揭发,日军曾在广州滩石头实施过细菌战,杀害了不少粤港难民。
因经费问题等原因,该剧没有拍成,但谭元亨却对这段史实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他和沙东迅也因此相识,各自调查,互有交流。
丸山茂的证言提到:1942年4月的一天,他和另两名同事被派到广州滩石头收容所做疟疾调查。
收容所日军所长的场守喜把他带到珠江边没人的地方,郑重地说,香港来的难民太多,收容所已人满为患,上面命令用细菌杀死他们。
任务落到了我的头上,我直接听取部队长的口头命令,并发誓不把事情对外张扬。
他在收容所的四口水井内投放了伤寒菌、副伤寒菌,但因难民比较注意不喝生水,只喝开水、吃煮过的食物,投放细菌没明显效果。
8604部队长派飞机去东京军医学校取来肠炎沙门氏菌,让他投放。
他先在厨房把煮好的热粥放凉一点,再放入细菌,在当地工作人员还没来上班之前,把粥送进难民营。
沙门氏菌会造成急性食物中毒,发病迅速,当时没有特效药,死亡率很高。
当天夜里,就开始出现病人,高烧、腹泻、吐水,直至死亡。
经过研究,沙东迅和谭元亨都确定,滩石头就是南石头,现名南石西村,最初为南石头惩戒场,抗战初期改为广东省南石头难民收容所。
沙东迅在南石西村居委会的帮助下,找到了几位知情人,召开了座谈会。
谭元亨也带着学生,后来又带领调研小组和摄制组,走访了一些幸存者。
他们了解到,当年难民所里流传着这样的民谣:笼中鸟,难高飞,不食味粥肚又饥。
肚痛必疴无药止,一定死落化骨池。
流浪儿冯庆章曾被拉进难民营,他看到很多香港难民拉肚子,呕吐,有时一天死二三十人,有时上百人。
难民所建了两个并排的化尸池,每个约20平方米,高约4米。
因尸体太多来不及处理,日军令难民所出面雇了6名搬尸工,广州造纸厂老工人萧铮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用三张帆布床和一辆板车把尸体装运到附近的南箕路一带掩埋,有的还有呼吸,等于活埋。
当地居民钟瑞荣回忆,当时先挖开一道深沟,尸体填满后,就在旁边再掘另一道深沟,新泥土用于覆盖前面的尸体。
等尸体化解、塌陷下去,再铺上另一层。
他说,如果南石头村的旧楼拆建,地下一定还会发现更多的尸骨。
50年代初曾任广州造纸厂基建负责人的梁时畅是第一个发现这些遗骨的。
1953年,他在南石头邓岗建职工楼,发现路两侧地下遍布残缺不全的人骨,色白,很脆,似是久经风化。
越往下挖,人骨越密,层层重叠,人骨堆积的厚度在20~40厘米,每层间隔30厘米厚的黄土,一直延续到2米多深的地下。
人骨层长达100多米。
曾参与职工楼施工的民工队长曾丘模回忆,80年代在南箕路两边挖第一、二、三栋宿舍墙基时,挖出尸骨总数超400具,后来由他经手用石湾陶瓷坛子和一些大塑胶编织袋装起,分三批运往赤泥镇和增城小楼镇秀水村山上安放。
大眼鸡的不归路 沙东迅和谭元亨都认为,8604部队细菌战的受害者,有相当一部分是从香港回到广州的难民。
1941年圣诞节,守卫香港的英军投降,日军开进了九龙、港岛。
这时,香港人口为160万。
尽管城中有可支持全港抵抗数年的粮食储备,但全部作为军粮被日军运走。
1942年1月,日军开始在香港、九龙征收粮食和物资,市民深受缺粮之苦。
不久后,香港军政厅颁布华人疏散方案,实施归乡政策,许诺给回乡的市民发粮,定出只可保留各种劳工、造船工人、船员、有恒产者、种地农民及其他军队认可的人员60万人。
为了鼓励港民归乡,日军还特别设立了归乡指导所。
在被发给少得可怜的一点米后,成批成批的港人被赶离。
仅在1942年头几个月,便驱离了46万人。
到了1943年,因粮食更加困难,归乡政策的执行变得更为严厉,宪兵队甚至当街随意抓人,强行押解出境。
香港城内,贴满了限期归乡告示。
香港沦陷后的3年零8个月中,先后有104万香港难民迫于生计回到内地。
回乡路线有三条:东线,由香港经九龙半岛,越过深圳河,从内地进入广东;西线,从香港坐船经澳门,从珠海进入广东;中线,从香港坐船绕过大屿山,从珠江口进入广州。
谭元亨曾去香港查阅资料。
他拿出一张1942年初的香港旧报纸,上有题为《第十九批归侨昨晨启程》的报道: 关于港侨归乡,在归乡指导委员会指导办理下,由水路归乡者,迄至前日止共达十八批,而第十九批,亦已于昨日晨成行,兹特务情分志如下。
第十九批启程。
查昨晨启行者,只渣甸码头唐泉湾一线,是晨因归侨过于挤拥,归乡指导委员会乃增加载运船只,计是晨成行归侨,约五千余人,由帆船十艘及大型汽船一艘载运,而各帆船则由小轮两艘拖带,于昨晨九时许启程,关于归侨乏保护与粮食等,均与前无异。
这些船只少量为客轮,大多为木帆船,船头上画着两只眼睛,俗称大眼鸡。
南石头村村民钟瑞荣记得,船密密麻麻,把整个江面都盖住了,数都数不清。
广州南石头难民营,就设在船航行的终点。
江面两岸,有车歪炮台与镇南炮台。
当年,孙中山永丰舰蒙难,被困白鹅潭,就是从这里突围的。
一部分船只在南石头附近江面被堵截,香港难民被要求下船,往肛门插针检疫,方可放行。
如果经检疫被认为有问题,就会被拉进日军粤港海关海港检疫所的传染病室。
一些人被带走,不知所终,大多数人被投入了检疫所一侧的难民所。
难民所本来容量1000人,每每挤进5000多人,人满为患,紧靠难民所的镇南炮台里也塞满了人。
1994年夏天,沙东迅在几家媒体上发表了揭露日军在粤细菌战的文章。
10月,写成《日军在广东进行细菌战情况的调查报告》。
他在报告中写道:从1939年日军波字8604部队在广州编成起,正式宣告日军在粤秘密地进行细菌战。
其大本营设在原中山大学医学院的图书馆及其附近地方。
其中,广州南石头难 郑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92年毕业证样本-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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